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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办公室的门大敞着。他翘着二郎腿，低头看我递给他的写满数学公式的那张纸。看着看着，他眉头蹙起，好似陷入沉思。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把视线转到窗外，心里默默演练着早已背过多次的台词。不知我的话出口后，他会是什么反应？他要是不乐意怎么办？我得确保一会儿开口时语气要够委婉，千万别急躁、别哆嗦、别口吃、别脸红。一定要面带微笑，一定要镇定自若，就算他发脾气，也要稳住……
突然听到有人喊：“嗨，乔治！”我回头一看，是教授皮特。
乔治抬起头客气道：“嗨，皮特，你好。”
皮特朝前走了一步，肩膀斜靠在门框上，对我笑笑：“抱歉，打扰一下，就一分钟。”随后他把目光转向乔治：“你看到院办的通知没？每个系的p乔治漫不经心地说：“看到了。p皮特说：“没错，就是浪费时间。不过这是院方的规定，咱们必须派一个人去。我那个时间约了医生，汉姆说他也去不了，你怎么样？”
乔治露出得意的笑容：“今年我太幸运了，开会那个时间我正好有课。我－去－不－了！”话音一落，他放声大笑。
皮特无可奈何地告辞走了。乔治瞥了我一眼，收回夸张的笑容，低下头继续看公式。
刚才那情形，如果把他换做我的话，我想我会挤出遗憾的表情，抱歉，皮特，真不巧，我有课去不了，而断不会像他那样得意地大笑，言下之意显而易见：我太幸运了，我有最正当的理由不去，那种浪费时间的差事还是你们去吧。
可是，我不喜欢我的做法。我喜欢他的。我更羡慕他。直来直去，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做自己，不用伪装，不怕言行不当会惹得上司或同事不满，也不怕影响工作成绩或提拔升迁。这样的为人处世之道不正是我一直憧憬的嘛，可我的成长方向好像正在与之背道而驰啊。算了，先别想这个。看他今天心情不错，一会儿一定要把我的纠结了了，别再犹豫了。
从新奥尔良回来后，袁方告诉我，一个好几年没联系的同行打来电话说在年会上看到我的海报，觉得我们做的东西很有意思，他即将着手主编一套这个领域的专题书，希望我们投稿给他。袁方说，尽管文章发表在专题书上没有在期刊上价值高，但也算是正式出版物，对我找工作肯定会有帮助。等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可以开始一项与此相关但更深入的研究，然后投稿给学术期刊。他给我画了这么大个饼，我不能不要。
跟乔治谈完模型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告诉他我已经决定请袁方做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他用力抿了一下嘴角，“这么说，你已经决定选他那个领域做你的研究方向了？”
我赶紧背诵出之前反复演练过若干次的台词：“我想把毕业论文定位为应用微观经济学而不是某个具体领域。我请袁方做主席主要是因为我与他合作的模型和分析都已经做好，就差写成文那一步了。我想把它当成毕业论文的第一部分，这样我在开题答辩时会感觉心里更踏实，也更有信心。同时我仍然希望能继续与你合作下去。咱们做的课题也是微经的应用，我想把它当成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我非常希望请你做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并兼开题答辩委员会主席，不知你是否愿意？”总算顺畅地把这些句子背出来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最后一句问话说得有点发颤。
ok，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早知他会如此痛快，我何苦绞尽脑汁担心思虑了那么多天？瞧瞧，又是无用功。白白浪费了多少脑细胞。都是毫无意义的郁闷纠结。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干这种蠢事呢？
第二天我跟袁方拟出论文指导委员会五个成员名单（包括乔治和尼克，袁方是主席）和答辩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名单（乔治是主席）。回到办公室，我立马给名单上的教授们一一写邮件约定面谈时间。一圈谈下来，得到很多鼓励和支持，没有碰到任何麻烦。几天后，我把名单和答辩申请交到系里。答辩日期暂定在秋季开学后的第二周。
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我决定在开学前回国探望一下父亲。
妈妈在世时，我基本上不搭理他。在医院那几个月，看着他满脸疲惫的样子，我经常想：我和他全靠妈妈这个纽带连着，等这个纽带断了，父女关系怕也该走到尽头了吧。
回到美国后，基于责任义务，我要求自己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两三个月后，我意识到我之所以与他保持联系不仅仅是出于责任义务，更是因为我没法割舍父女之情。他在电话的那一端哀泣，我在电话的这一端流泪。他孤独、无助、凄惶。我也孤独、无助、凄惶。同是伤心人，怀念的又是同一个人。眼泪和一句句相互安慰的话语一点一滴地融化着我和他之间厚厚的隔阂。每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抱着骨灰盒时衰老、悲哀、迷茫的样子，我的心总会痛一下。
妈妈葬在乡下老家，那里的亲戚按着当地的习俗，给她办过几次丧葬仪式，父亲每次都去。跑一趟路上往返要折腾几个小时。最近一次回来的第二天，他得了重感冒。听到他的咳嗽声、哽咽声，我终于忍不住答应回去看他。除了探望他，我也很想去妈妈的坟头祭拜一下。妈妈去世后，我没等到她入土下葬便飞回美国了。那时候我认为人的一生在心跳停止时就终结了，葬在哪里、怎么葬的、祭悼与否都没有意义。可回美国后，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她的坟墓是什么样子的，这才明白那些我原本以为无意义的事其实是有意义的。
买机票时，我发现在东京停留一夜转机的航班最便宜。机票包住宿和早餐。反正我不想在老家多待，在机场耗上一夜也无所谓，能省钱就好。
走前的那天下午，我去跟沈昕辞行。她提议一起去喝咖啡。出了楼门，我问她这些天怎么样。她说手头上正在做的几个项目全都卡了壳，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差，不想碰那些东西。这几天只是看看闲书。
“你也有烦写论文的时候？”我问。
“会的，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多久一个周期呢？要持续多长时间？”
“不一定。厌倦期短则几天，最长的一次有一、两个月。”
“会灰心丧气想放弃吗？”
“以前没有过，知道厌倦期总会过去。不过，最近一阵子，我常常忍不住想，我写论文，发表论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百分之九十九的论文都是垃圾，对人类没有什么贡献。我的努力无非是往垃圾堆里添加新垃圾而已。”
“沈教授，太消极了吧！你怎么知道你的研究不是那有用的百分之一？”
她苦笑了一下，露出一丝歉意，“我不该跟你讲这些，消极的情绪总会影响人的斗志。”
“那倒不会。我的斗志跟你的不一样。我来读书，我用功，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我只不过是把它当作我的饭碗和精神支柱。别忘了我是一只闭着眼睛瞎跑的牛。前面有没有路或是什么样的路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的论文是不是垃圾，我才不关心呢，只要能写下去就行，只要写下去有饭吃就行。”
“闭着眼睛瞎跑的牛……”她低着头，边走边自言自语，“我们天天忙忙碌碌，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
“这个，谁说得明白呢。反正我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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